在儒家哲学中，人类经验的各个维度，诸如审美、教育、家庭生活、道德伦理、政治治理、宗教信仰等相互贯通。从中不难发现，人类经验中一切至美、至智、至爱、至善、至公与至圣的事物，归根结底都指向那些能够扎根生命、促进成长的人类行为方式。这些行为方式存在于人与家庭、社群、文化以及生态等各类关系之中，不断滋养着人与世界共同成长。

相比于民族国家及其经济利益，更为根本的是世界人民共同的生活本身——人们沉浸于彼此交织、相互渗透的各种社会活动之中。在远比民族国家层面更为深邃的文明生态层面上，人类实际上生活在一个由诸多文明构成的世界之中。不同文明各具重心又彼此互动，它们并不存在泾渭分明、固定不变的边界，而是拥有不断流动、相互延展的视域，其定义也更多源于共同的历史与价值观，而非单一的民族国家身份。

安乐哲：我始终认为，两国学生之间的交流往来或许是促进美中关系发展的最佳途径。过去这种交流存在不对称现象，中国学生在美求学的人数曾远多于在中国求学的美国学生。但随着中国的发展及其为年轻一代所提供的广阔机遇，中国在未来几年内将成为一个愈发具有吸引力的目的地。时代发展的现实需求将推动越来越多聪慧的美国年轻人来到中国，在这里探寻属于他们的未来。

在教育年轻人这项事业上，我或许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在向世界解释中国文化方面，我始终觉得自己做得远远不够。时至今日，世界上很多地方对于中国的认知和理解依然十分有限，且往往充满谬误。因此，当一批国际精英青年人才有机会亲身体验中国、从“内部视角”理解中国，这种交流本身是对一些西方媒体“抹黑中国”论调的有力制衡。

安乐哲(Roger T. Ames)，美籍汉学家、中西比较哲学家、中国哲学典籍翻译家，北京大学哲学系人文讲席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外籍首席专家、世界儒学文化研究联合会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荣休教授，翻译了《论语》《中庸》《道德经》《孙子兵法》等中国经典，著有《“生生”的中国哲学》《先秦儒家哲学文献译解》《经典儒学核心概念》《儒家角色伦理学》等中英文著作，曾获“孔子文化奖”和中国政府友谊奖。

京津冀同新兴市场贸易往来更加紧密。前5个月，京津冀地区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1.13万亿元、增长6.1%；对欧盟、东盟、瑞士、巴西、澳大利亚分别进出口2271.7亿元、1701.7亿元、1512.7亿元、1422.0亿元、1317.1亿元，分别增长1.5%、12.1%、187.3%、58.2%、55.9%；对中国香港地区进出口值959.3亿元、增长63.2%。

1966年3月8日和22日，河北省邢台地区连续发生6.8级和7.2级强烈地震，数百万间房屋倒塌，数万人伤亡。震后，年近七旬的周恩来冒着频发的余震，先后三次飞赴邢台灾区。在隆尧县白家寨村，他站在简陋的木箱上，迎着呼啸的狂风，看着满目疮痍的废墟和流离失所的受灾群众，眼中噙满泪水，沉痛地对群众说：“乡亲们，你们受苦了、受惊了、遭灾了，我来迟了。”这绝不是一句政治上的客套话，而是一位大国总理将人民苦难视为自身失职、将保全群众生命视为最高政绩的真情流露。他亲自指挥调集救援物资，并勉励群众“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发展生产，重建家园”。周恩来用实际行动证明，干部的政绩绝不应是个人政治履历上的“贴金符”，而必须是在国家危难时刻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生死相依。

坚持人民至上的政绩观，必然要求领导干部时刻关注最贫困、最底层的群众，绝不能被局部的繁荣掩盖了真实存在的民生痛点。1973年6月，周恩来陪同外宾重返阔别26年的延安。得知全国解放20多年后，部分群众依然吃不饱穿不暖时，他忍不住当众失声痛哭。在延安地委的座谈会上，他极其严厉而又无比痛心地对地方干部说：“延安培育了我们，全国解放了，延安人民的生活还没有得到改善，我们对不起延安人民啊！”他当场立下军令状，要求延安地委和陕西省委的同志“三年变面貌，五年粮食翻一番”，并亲自过问延安的化肥厂建设和农业发展规划。这种面对群众贫困所展现出的锥心之痛，深刻诠释了周恩来的政绩观：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才是共产党人无可推卸的绝对政绩。

周恩来深知，如果一个国家不在科技前沿进行长远布局，必将永远受制于人。1956年1月，周恩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发出了“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号召。随后，他亲自领导并汇聚了全国数百位顶尖科学家，历时半年多，制定了《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在制定规划时，他高瞻远瞩地提出，要在计算机、半导体、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化和核技术等在当时看似遥不可及、耗资巨大的尖端领域进行“紧急措施”布局。这些决策在当时不仅不能马上产生经济效益，反而需要投入巨额的国力。但周恩来甘愿承受眼前的财政压力，不图一时之名，用极其扎实的潜绩为新中国铺设了迈向科技强国的轨道，日后的“两弹一星”无一不是在这个规划的根基上结出的硕果。

1964年12月，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第一次郑重、完整地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他宣告：“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一目标的提出，为处于艰难探索中的中国社会指明了极其清晰的航向。此后，周恩来始终如一地捍卫着这个长远目标，并在1975年的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抱病再次重申这一宏图。他深知自己可能无法亲眼看到“四个现代化”实现的那一天，但他依然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为中华民族在20世纪末乃至21世纪的发展确立了最坚实的战略坐标。

追求经济增长是各国执政者的普遍追求，但在国家发展初期就能够关注到生态环境问题，则是一位政治家极具长远格局的罕见政绩。在20世纪70年代初，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在不顾一切地追求工业化指标，环境污染被视为工业化的必然代价。然而，周恩来却极其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长远隐患。1972年，他力排众议，派出中国代表团参加了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1973年8月5日至20日，周恩来在北京亲自提议并主持召开了新中国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正是在这次会议上，确立了“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的32字环境保护方针。在当时的政治生态中，谈环保不仅无法提升生产建设指标这一核心显绩，甚至可能被视为阻碍生产。但周恩来指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绝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绝不能把环境污染的灾难留给子孙后代。”这种超越时代局限、对千秋万代负责的深邃眼光，为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留下了极其珍贵的精神与政策遗产。

周恩来对家属和亲戚的要求达到了近乎严苛的地步。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为了杜绝封建社会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官场恶习，他在中南海西花厅制定了极其著名的“十条家规”。这其中包括：晚辈不能丢下工作专程进京看望他；来者一律住招待所；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不许动用公家汽车；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亲属关系，不要炫耀自己；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等。周恩来的亲弟弟周恩寿在北京工作，周恩来为了避嫌，不仅严格限制他的职务晋升，甚至在周恩寿退休时，亲自批示让其提前病退，并拿较低的退休金。他绝不将国家赋予的政治权力转化为家族谋取利益的工具，这种心底无私的伟岸人格，证明了共产党人的权力只为人民谋福祉，从源头上保证了政绩的公利性。

周恩来在北京中南海的办公和居住地西花厅，是一座老旧的清代建筑，常年阴暗潮湿。到了1960年，由于年久失修，房屋不仅漏雨，甚至出现了梁柱腐朽的情况。趁着周恩来去外地出差的短暂空隙，身边的工作人员出于关心总理身体的初衷，对西花厅进行了简单的修缮，更换了旧窗帘，铺上了几块地毯。周恩来回京发现这一变化后震怒。他拒绝走进修缮后的房间，严厉批评了工作人员，责令他们立刻将地毯和新窗帘撤走。他痛心疾首地说：“现在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人民连饭都吃不饱，我作为总理，怎么能花国家的钱来修缮自己的房子？你们这是在破坏我们党的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周恩来一生穿的衣服补了又补，他用一生清贫的作风生动诠释了什么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这种严于律己的作风，为全党树立了为政清廉的标杆。

清正廉洁不仅仅体现在物质利益上的不贪不占，更深层次地体现在精神层面的平等和谦卑，以及对基层群众的绝对尊重。1958年7月初，周恩来顶着炎炎烈日，来到广东省新会县（今江门市新会区）视察基层农业和劳动大学。在长达近一周的视察期间，他提前定下了“绝不搞迎送、绝不吃宴请、绝不收礼物”的铁律。在新会县的每一顿饭，他都要求和普通干部群众一样吃食堂的大锅饭——瓜菜、糙米，并在临走前，亲自要求随行人员严格按照标准交纳粮票和伙食费，甚至连在乡下喝的几杯茶水钱都如数付清。在视察劳动大学时，他甚至直接睡在用几块破木板拼成的简易床铺上。他不摆任何官架子，始终以一个普通劳动者、一个基层同志的姿态出现。

2024年6月17日，杨某入职某科技公司任销售，双方签订为期3年的书面劳动合同，并约定了3个月的试用期。9月10日，该公司以杨某无法达到考勤要求、无法胜任销售岗位等理由，向杨某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杨某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委裁决该公司应向杨某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公司不服诉至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法院经审理认定，该公司并未提供公司管理制度依据，证明迟到、请假达到何种程度则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且在解除劳动合同前从未因杨某迟到、请假而提出书面警告。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用人单位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后，可以解除劳动合同。而该公司作出解除劳动合同决定之前并未对杨某进行培训或调岗，故其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缺乏法律依据，应向杨某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毕业生若遇到劳动纠纷，可通过多种方式维权，例如，尝试与用人单位的人力资源部门或负责人进行理性沟通，明确提出诉求和法律依据；可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区(县)级劳动保障监察机构投诉举报，请求行政机关介入调查处理；毕业生与用人单位发生劳动争议，可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可以在收到裁决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为加强毕业生的劳动权益保障，近年来，湖北省各级人社部门充分利用“人社惠民政策进万家”活动，在毕业季等关键节点，广泛宣传劳动法律法规，提升毕业生的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开展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依法打击虚假招聘、“培训贷”、“招转培”、滥用试用期等违法行为；同时，确保劳动保障监察、劳动争议仲裁等维权渠道高效畅通，对侵害毕业生权益的违法行为做到有诉必理、有案必查。

“五险一金”包括啥？具体如何缴纳？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五险一金”是指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社会保险中，养老保险指为员工退休后的生活提供资金支持的保险；医疗保险用于支付员工的医疗费用，包括住院、门诊、购药等；失业保险能够为失业的员工提供一定期限内的生活保障；工伤保险用于支付员工在工作中发生事故或患职业病时的医疗费用和工伤待遇；生育保险为员工提供生育津贴及产前、产后医疗保障。住房公积金则是为员工购房、租房提供资金支持的制度。

近日，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以下简称“上海团市委”）官网发布对市政协十四届四次会议第0088号提案的答复，对委员提出的“关于支持企业开办职工子女暑托班的提案”等进行了回应。答复表示，下一步，各相关部门将进一步强化资源整合，积极探索服务企业职工的新模式，支持有意向的企业开设主题班，在企业提供场地及运营人员的基础上，纳入全市暑托班管理体系。

上海团市委介绍，上海始终高度重视职工子女托管服务及青少年健康成长工作，大力支持开办暑（寒）托班，着力破解暑期“看护难”问题。比如，在场地资源方面，市总工会发挥各级工会组织协调作用，鼓励用人单位建设“职工亲子工作室”、开办寒暑托班，利用现有场地资源开展职工子女托育服务，2025年各级工会办班401期，惠及职工子女18906名。团市委、市教委共同牵头，有序推进上海市小学生爱心暑（寒）托班为民办实事项目，不断整合教育资源，指导各乡镇、街道主动对接辖区内可用的闲置或富余教育场地，鼓励并支持有条件的学校向周边学生开放场地，推动资源有效利用。

上海团市委还在答复中表示，下一步，各相关部门将进一步强化资源整合，积极探索服务企业职工的新模式，支持有意向的企业开设主题班，在企业提供场地及运营人员的基础上，纳入全市暑托班管理体系；持续发挥群团组织作用，鼓励并支持有条件的用人单位开办“职工亲子工作室”，缓解暑期育儿压力。下一步各相关部门将根据工作职责，配合财政部等国家部委做好相关税收政策研究，并配合本市相关部门做好对符合条件的企业暑托班予以开办补贴或运营补贴的研究。

越卖越赚的逻辑来自全栈自研的极致成本控制，宇树科技对电机、减速器、编码器、灵巧手、激光雷达等核心部件全部实现自研自产，外购部件占总成本的比例仅为14%至18%。四足机器人的单位成本已从2022年的2.23万元降至2025年三季度的1.21万元，降幅近半；人形机器人单位成本也从2023年的7.32万元降至6.22万元。

与会嘉宾认为，古典文明具有深厚人文底蕴和独特智慧力量，始终为人类繁衍发展提供精神滋养，为各国繁荣进步提供精神动力。深化古典学研究、开展跨时空文明对话，是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内在要求，也是顺应时代潮流、推动文明返本开新的必然路径。要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以古典智慧涵育公民道德情操；着眼于国家繁荣进步，以古典智慧厚植现代化精神根基；着眼于世界和合共生，以古典智慧应对全球性挑战，共同守护和平繁荣，共同开创美好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