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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法制

时间:2020-07-24

北京互联网法院7月7日发布了一份互联网图片版权诉讼调研报告。调研报告指出,个别图片公司或者律师专门从事图片维权诉讼,主动锁定图片权利人,利用专业软件检索到侵权行为后再向图片权利人寻求授权,以提起诉讼的方式获取不正当商业利益。

2019年4月10日,人类历史上首张黑洞照片公布,这张照片动用了全球8台望远镜,“冲洗”过程花费两年。

然而在图片经历一夜的网络传播后,4月11日,主打“正版商业图片”的视觉中国网站上出现了这张黑洞图片,并被打上“视觉中国”标签。图片旁边的基本信息栏注明“此图为编辑图片,如用于商业用途,请致电或咨询客户代表”。

随后,视觉中国引起巨大舆论争议,其利用维权诉讼获取商业利益的行为也被媒体报道。

2019年4月18日,天津市网信办依据对视觉中国发布的多张图片中刊发敏感有害信息标注的行为做出行政处罚。2019年12月10日,国家网信办指导地方网信办约谈视觉中国网站负责人,责令立即停止违法违规行为,全面彻底整改。

北京互联网法院自2018年9月9日建院至2020年6月30日,共受理案件64473件,其中著作权案件49855件,占比77%,涉图片类著作权案件在所有著作权案件中的占比超过一半以上。

排名前十位的原告主要集中于国内图片公司和个别个人权利人,排名前五位的图片公司的案件数量占全部图片类案件的43%。

直接侵权主体既有机关、企事业单位,也有个体工商户、个人。新闻网站等媒体侵权多发,微博、微信、博客、贴吧等平台上的自媒体用户侵权现象亦十分普遍。图片使用方所在行业不限于互联网产业,包括需要使用互联网经营或者发展的所有产业主体。

摄影作品多为用数码相机、智能手机等设备拍摄,原始载体多为电子形式,极少数以传统胶片相机拍摄。美术作品也大多利用绘图软件绘制,极少数采用传统创作方式创作完成后再进行电子化。

各图片使用人使用图片具有不同的目的,使用方式主要包括在文章中作为配图使用、在商业广告中使用、在电子商务网站中展示商品信息、单纯展示图片或图片集等,其中最主要的使用方式是在文章中作为配图使用,占比94%。从使用场景上看,既有在自有网站上使用,还有在公众号、微博、电商平台等第三方平台上使用。

调研报告发现,部分图片权利人将维权诉讼作为经营方式之一,通过诉讼获取商业利益、促进版权交易的目的较为明显。

大量案件中,原告采用统一格式的起诉状和证据组合方式,有明确的诉讼策略和目的。部分案件中,权利人并不注重通过正常渠道对外进行版权许可,而是将诉讼索赔作为经营或者获利的方式之一。

例如,针对同一被告,多数原告往往仅就一幅图片提起诉讼。在进入诉讼调解程序时,原告又请求将其他未提起诉讼的所有图片一并打包调解,或者促使被告与其签约购买相关图片库产品,试图利用司法力量同时达成解决其版权争议及促成版权交易的目的。

个别图片公司或者律师甚至专门从事图片维权诉讼,主动锁定图片权利人,利用专业软件检索到侵权行为后再向图片权利人寻求授权,以提起诉讼的方式获取不正当商业利益。

报告指出,这种维权方式已经成为这些图片公司的主要经营方式和部分律师开发客户和案源的主要渠道。图片版权交易本应是市场行为,交易价格也应在市场中形成,由市场进行定价。但目前,利用司法程序进行事后救济的现象严重,司法定价替代了正常的市场行为,说明图片版权市场的功能目前未能有效发挥。

调研报告还发现,图片使用人版权保护意识不足、获取授权渠道不畅是侵权纠纷多发的主要原因。

通过案件梳理显示,多数案件系图片使用人版权保护意识淡薄、法律知识欠缺导致。问卷调查结果显示,31%的使用人直接通过搜索引擎获得相关图片,而未寻求权利人授权。

图片使用人认为存在上述困难的比例分别为81.25%、56.25%、50%、50%,事先无法知晓权利主体这一原因更为突出。

由此可以看出,图片市场存在权利主体不明确、权利状态不清晰、授权渠道不畅通等问题,这是导致侵权行为的主要原因之一,也严重制约了图片作品的传播和使用。

实践中发现,多个权利人针对同一图片分别主张权利、原告并非权利人却主张权利、被告已获得授权却仍被起诉等情况时有发生。

在具体案件中,被告对原告权利基础提出质疑的答辩理由出现频次最高,占案件总量的19%。在问卷调查结果中,50%的图片使用人表示对权利人是否享有权利不信任。

这些现象都说明图片类案件存在权利来源不清晰、授权不规范的问题。同时,授权市场不够公开透明、交易机制不够完善,也进一步加剧了被告的不信任感。

调研报告指出,绝大部分案件中,原被告均未针对如何确定损害赔偿进行举证,法院判决多使用法定赔偿的方式确定损害赔偿数额。

实践中,损害赔偿数额的裁判标准体现出差异化和梯度化。目前,单幅摄影作品的最低损害赔偿额为300元,最高为4000元,中位数为800元,平均值为867元;单幅美术作品的最低损害赔偿额为440元,最高为25000元,中位数为800元,平均值为5670元。

针对损害赔偿的问卷调查结果差异较大,63%的图片使用人认为单幅图片的损害赔偿金额低于200元是合理的;而51%的权利人则认为单幅图片判决2000元以上是合理的。

调研报告指出,对原告以诉讼索赔为主要经营方式,或采取“放水养鱼”策略,而不注重作品正常市场传播的,适当降低赔偿额度。

针对图片版权案件存在的权利状态不清晰问题,北京互联网法院加强权属审查,防止“浑水摸鱼”。

在汉华易美公司诉厦门蓓蕾公司一案中,摄影作品上既有摄影师署名,又有原告商号和官方网址的水印,同时原告网站中又有原告的版权声明,原告据此主张其已在涉案摄影作品上署名,应当认定为著作权人。

法院经审理认为,涉案作品已载明摄影师姓名,应推定摄影师为作者,原告仅以版权声明、企业商号和官方网址的数字水印主张著作权的根据不足。

在交易市场内,权利人对自身作品进行权利公示,并公开针对不同使用行为和方式的许可条件;版权登记机构、公证机构以及其他存证机构可以利用先进技术手段提供版权登记或存证、侵权取证等法律服务;市场管理者应采用版权过滤和比对等技术,对存在权利冲突或权属存疑的图片采取初步筛选、暂缓上架销售等措施,避免交易相对方受损;图片使用人可以通过站内搜索便利获取需要的图片资源,并进行线上协商或按照公示条件直接支付完成交易;发生争议可以通过平台调解或者法院派驻的特邀调解组织、特邀调解员在线解纷;需要诉讼的,可以利用法院设在站内的端口直接提交立案申请。

在交易市场中,可以一站式完成图片的权属确认、权利流转、许可使用、侵权取证、争议解决,满足各方的版权管理、使用、保护和解纷需求。

在诉讼中,图片权利人是否在图片交易市场公示权利状态并提供便利交易方式,图片使用方事先是否主动在交易市场中寻找图片资源、征得使用许可,均可作为法院进行裁判的考量因素,并通过裁判引导各方当事人优先通过市场解决图片版权问题。

区块链等网络技术的创新和应用使版权登记和交易公示的成本显著下降,有利于完善版权的管理机制。

版权行政管理机关可以充分利用新技术,改革作品登记和交易公示制度,建立更为集中、便捷、透明、证明力更强的著作权登记体系,探索将区块链技术运用到版权登记、权属公示、交易备案、许可费提存等各环节,形成完整、透明的公示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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