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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文书

时间:2021-01-14

  近年来校园欺凌事件层出不穷,大连13岁男孩残忍杀害10岁女童案更是备受社会关注。儿童犯罪是否应承担刑事责任?针对这一问题,今年“两会”的政协提案给予了格外的关注。

  在立法层面,有提案建议,对刑法进行“开天窗”式调整,引入“恶意补足年龄”的做法,以防止行为人故意利用“年龄优势”实施犯罪逃避惩罚。也有提案建议及时研拟、制定和出台《未成年人司法法》或《未成年人不良行为矫正法》。

  在监护人追责上,有提案建议,增设监护人严重失职或故意不履行监护职责,导致极端案件发生的相关罪名,强化对监护人民事责任的追究,也有人建议建立违法涉罪未成年人家长的强制亲职教育制度。

  针对刑法中规定的收容教养制度这一对低龄未成年人犯罪行为最为严格的处罚,有提案建议完善收容教养制度,探索“分级制”收容教养,探索建立适用于低龄未成年人犯罪的暂缓不起诉制度。也有提案建议,激活违法涉罪未成年人的专门教育及收容教养机制,加强未成年人不良行为帮教矫正。

  建议刑法“开天窗”,完善收容教养制度

  对刑事责任年龄予以明确是世界各国通行做法,我国刑法明确规定未满14周岁的人不承担刑事责任。

  不过,民进中央提交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的一份《关于完善低龄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惩戒机制的提案》指出,我国现有法律对未满14周岁未成年人(以下简称低龄未成年人)犯罪行为,缺乏完善且有力的惩戒制度设计,导致正义无法得到彰显,不仅给受害当事人带来极大的伤害,更引发了社会广泛质疑。

  提案认为,我国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惩戒机制主要存在如下问题:

  一、对刑事责任年龄的刚性规定导致了部分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有恃无恐。以大连13岁男孩残忍杀害10岁女童案为例,该男童对自己因未满14周岁而无需承担刑事责任有清晰的认识。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犯罪集团故意操控低龄未成年人实施犯罪或行为人故意利用“年龄优势”实施犯罪逃避惩罚的情况。

  二、监护制度缺乏可操作性导致追责难。我国现有法律规定,监护人未尽到监护义务,导致低龄未成年人从事严重犯罪或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无需承担刑事责任,仅需承担侵权责任。当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发生后,受害者只能通过民事诉讼来寻求一些经济上的赔偿。

  提案强调,在实践中,由于缺乏刑事责任的制约和震慑,监护人逃避民事责任的情况屡见不鲜,导致受害方不仅在心理上受到巨大的创伤,更无法获得经济上的补偿。

  三、配套教育机制不完善。我国刑法中规定的收容教养制度是对低龄未成年人犯罪行为最为严格的处罚,时间从1-3年不等。但提案认为,收容教养制度自1960年初建以来,系统性不足,相关规范性文件之间还存在冲突,收容教养效果缺乏科学评判。

  基于上述问题,这一提案建议完善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惩戒机制:

  一、对刑法进行“开天窗”式调整

  提案建议,引入“恶意补足年龄”的做法,在刑法中设定“天窗”。如规定,对已满10周岁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了八种严重犯罪,致人死亡或造成社会恶劣影响的,经省级人民检察机关审查后,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是否提起公诉。从行为人的主观恶性、行为方式、犯罪结果,行为人认知程度等综合考量,来决定是否承担刑事责任,既可以暂缓刑事责任年龄的全面下调,又可对低龄未成年人犯罪起到极大的震慑作用。

  公开资料显示,英美国家对于判定低龄未成年人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遵循“恶意补足年龄”原则。根据这个原则,处于一定年龄段的未成年人被推定为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但若控方提出相关证据证明,这个未成年人在行为实施时具有恶意,能够辨别是非、善恶,则对其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推定可以被推翻,这名未成年人应当对其实施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

  二、加大监护人监护职责

  提案建议,增设监护人严重失职或故意不履行监护职责,导致极端案件发生的相关罪名。将监护人失责纳入刑事调整犯罪,有利于督促监护人依法履责。

  但在制度设计中,提案强调,应当充分界定失责和已尽到监护责任的界限,防止追责泛化。对监护人在明知低龄未成年人实施了严重犯罪行为,但仍采用包庇、隐匿证据等方式阻碍调查的,纳入包庇、销毁证据等相关罪名。

  此外,强化对监护人民事责任的追究。加大执行力度,对未能履行赔偿义务的,严格按照规定纳入失信人黑名单,限制其高消费,限制其在创业、社会保障等领域享受优惠政策。

  三、完善配套惩处和教育机制

  提案建议,完善收容教养制度。制定收容教养统一的法律,准确界定收容教养性质,明确收容教养的决定机构,规范决定、解除收容教养的相关程序等。探索“分级制”收容教养,针对不同未成年人的主观恶性、身心健康,开展不同强度的收容教养,使收容教养真正成为刑事处罚的补充性惩戒和教育手段。

  同时,创新扩大暂缓起诉范围。提案建议,探索建立适用于低龄未成年人犯罪的暂缓不起诉制度。可根据其行为的严重程度,设定考察期和法定义务,由检察机关监督法定义务的履行,在考察期内如果未从事新的违法犯罪,并履行了法定义务(如修复社会关系、履行赔偿义务、接受心理干预、修正行为等)的,可以不予起诉。否则,在追诉期内保留对其提起公诉的权力。

  此外,提案还建议,加强心理干预和评估。当低龄未成年人呈现出反社会反人类的扭曲心态时,应由法定机构对其进行心理评估,施行心理干预,并对其是否还存在社会危害性作出评判,以决定是否要进一步采取措施,以防重返社会后导致其他极端案件的发生。

  建议制定《未成年人司法法》,强化未成年被害人权益保护

  针对上述问题,致公党中央拟向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报送的提案中也包含一份《关于进一步完善违法涉罪未成年人帮教矫正体系的提案》。

  提案指出,针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发生率的逐年上升,我国在处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实务当中确立了“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基本司法理念和原则。

  提案认为,违法涉罪未成年人帮教矫正体系与社会期待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未成年人犯罪所呈现出的低龄化、团伙化、暴力化问题更是时刻冲击着公众的视线与神经。

  为此,该提案建议:

  一、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未成年人司法体系。进一步充实相关法律规定,细化相关制度安排,促进违法涉罪未成年人帮教矫正工作环环相扣,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一是在《未成年人保护法》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订及通过后,建议及时研拟、制定和出台《未成年人司法法》或《未成年人不良行为矫正法》。建构与传统刑事司法互通桥接但相对独立的未成年人司法体系。

  二是对照我国已加入且批准的儿童权利及未成年人司法公约与议定书最低标准,完善相关司法解释。进一步细化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明确合适成年人的主题范围和职能,使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落实到位。

  三是适度保留和发展少年法庭和未成年人检察等未成年人司法机构及儿童福利机构。

  四是在制定《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及《中国儿童发展纲要》时,明确将进一步完善违法涉罪未成年人帮教矫正体系纳入其中来谋篇布局。

  二、设置国家层面的违法涉罪未成年人组织领导机构。进一步完善顶层设计,形成上下统一,分层分工统筹协调的组织机构框架。

  提案建议,完善政府主导、司法机关相互衔接、社会广泛参与的违法涉罪未成年人帮教矫正体系,进一步明确职责,分工合作。

  三、激活违法涉罪未成年人的专门教育及收容教养机制,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不良行为帮教矫正。

  提案建议,激活未成年人专门教育及收容教养制度来进行行为矫正、技能培训及知识普及。设置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执行机构,集中资源、因人施矫地开展工作,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分类管理。

  四、积极指引学校依法依规大力推动非监禁刑涉罪未成年人的复学工作,努力保障其接受教育的权利。针对涉罪未成年人学生制定帮教计划,加强对该类学生的心理疏导和法制教育。同时鼓励志愿者等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工作,建设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志愿者队伍。

  五、完善亲职教育的规定,建立违法涉罪未成年人家长的强制亲职教育制度。由办案机关在对未成年人作出处理的同时一并决定强制其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接受一定时限的亲职教育。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可以委托专门的家庭教育辅导机构或者邀请教育学、心理学等相关领域的专业人员具体开设强制亲职教育的课程和活动等。

  六、坚持双向保护原则,进一步强化未成年被害人权益保护的力度。对未成年被害人特别是对侵犯人身权利被害人,平等提供法律援助。

  提案建议,在调查取证工作进行过程中,应确立对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调查取证的规则。在未成年人案件的开庭、宣判环节,法院都应要求诉讼参与人、旁听人员签保密协议

  提案还强调,要重视校园欺凌事件中未成年被害人的权益保障。在处理校园欺凌事件时不仅要保护未成年加害人的合法权益,亦要在双向保护原则下保障未成年被害人的合法利益,从不同角度给予帮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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